新教改启动 教育界人士称教改是一场利益博弈
发布:佚名 时间:2010-7-27 9:14:00 来源:京翰教育中心 录入:hong 人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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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博弈”
正由于这个“不动存量”、不触及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基调，使开始实施的《纲要》中的一些亮点的实施前景不容乐观。早在民间对《纲要》的热议阶段，有参与起草者就透露，教育部专门提出为了“加强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需要开展“一批重大工程”，包括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国家教育信息化工程等。
《纲要》关于“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表述背后有一个细节：这个问题能否在2010年解决？财政部说有困难，温家宝表示最迟2012年也要达到。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部门还需要列出“一批重大工程”来要钱，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教育投入问题并没有解决根本？甚至有人担忧，如果出现2012年达到目标后又降至不达标的情况怎么办？
有分析人士指出，依靠设立项目要钱办学，近年来在我国教育系统已成模式。从211工程、跨世纪人才计划，到中小学生齐跳集体舞、让京剧进校园，要么监管缺位，收支自说自话，学校的办学独立性越来越弱，要么热闹一阵子，很快冷清下来再也无人问津。为摆脱部门利益的纠结，解决好影响教育投入的根本问题，有必要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依法负责教育投入的预算和监督。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各国政府机构用于教育支出的一个基本指标。”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介绍，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这个指标确定为4%，结果，原本在20世纪末要实现的目标至今未能实现。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成立了专门的“4%课题组”，身为课题组负责人的王蓉表示，有些相关的根本性问题需要充分、理性和冷静的分析，其中包括“4%”的执行机制和落实路径问题，相应的研究基础也需要增强。
在一些教育界人士看来，教改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教育专家起草的调研报告中提到有关教育方针的问题，教育部自身如何转变职能的问题，在最终亮相的《纲要》中均未涉及。可见《纲要》文本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在博弈中不断妥协的过程。
博弈体现在部门之间。在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袁连生教授看来，目前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包括普九、高校扩招等，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负债来实现的，说明“相应的政府投入没有跟上去”。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则在今年2月28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几年是“我国教育经费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也是我国教育事业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
主导改革的教育行政部门与社会舆论人士之间，对于《纲要》的解读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前者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定义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并称之为“有中国特色”；后者则呼吁扩大办学自主权、落实学术自主权、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等。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后者有政府宏观管理、社会组织考试、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诉求，而政府怎样退出考试评价领域、教招考怎样分离、现行集中录取制度如何突破，前者的改革路径并不清晰……由此可能带来的隐忧在于，未来10年间教育的老问题仍可能延续。
实现均衡之难
“2012年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实现区域内基本均衡”，是《纲要》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义务教育资源普遍没有区域均衡、校际差距越拉越大的现实中，公众关注的是，政府出台诸如严禁考试成绩排名、取消奥数之类的政策为什么无效？有分析认为，不均衡的真实原因，是政府部门不加大教育投入，而是以校际间的不均衡发展，制造收费空间，以弥补自身教育投入不足。有的官员及部门还可借此扩大优质资源的寻租空间。
实质性的均衡发展何在？今年5月，本刊记者在安徽省均衡教育先进区——芜湖市镜湖区做调研，看到该辖区24所小学和6所初中校均不办食堂、不建师生宿舍、划片就学、同城不准借读。这座没有择校的城市通过就地改建、异地重建，使薄弱校的基础设施大为改观；通过人力、物力上的对口结对帮扶，使薄弱校与示范校共同达到优质均衡。全区仅用5年时间，就从均衡教育的初步实施、巩固提高走到了全面深化。区教育局何世文局长说，均衡教育最受益的是本区内的残疾孩子和流动人口子女。
新教改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教改与国家人力资源政策、人事与就业制度改革协同的程度。因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往往受制于处处强调学历及学校“出身”，乃至户籍、性别、身高、体重等难以实现人人机会平等的用人政策和社会规则，因而难免减弱公众对教育的信心。
韩国的高考竞争也相当激烈，可基础教育并没有演变为全面的应试教育，除了学校自主性更强的管理体系、均衡程度更高的教育资源配置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没有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公民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各行业劳动收入差距相对小、用人制度中的歧视现象不严重。这一切不仅减少了社会传递给教育的焦虑，更避免了现实对教育的扭曲。
一位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海归”人士注意到，农民工随迁子女、代课教师、民办教育从业者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没有出现在《纲要》的制定中。他向本刊记者表示：“我关注草根阶层的某些权利能否得到《纲要》的保护。”文/记者周大平